向5.12特大地震死难者致哀！
向奋战在一线救援的各位人士致敬！

    张北川说明：以下是5月13日上午10点我向全国与我有联系的多个城市的同性爱社群防艾民间组织发出的呼吁。由衷希望各位善良的博客读者也都义伸援手，向灾区的人们献出自己的一份爱。

尊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下午2点38分，四川汶上县及周边地区发生大地震。至今天上午，死亡人数已近万，更有大量伤者。
    一方有难，八方相助，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优秀传统。
    我一直认为性取向并不能区分人的道德水平。同时很多年来，我见到大量富有善心的社区朋友。这些朋友们的善良，长期以来在感动着我、鞭策着我努力工作。
还是在今春，湖南等地雪灾期间，青岛阳光的朋友们就积极地为受灾民众捐赠衣物，以至于感动了邮寄部门的人们。
    今天的地震造成了我国局部民众的重大灾难，我由衷期望大家也在自己的城市社区呼吁朋友们表达自己的爱心，让民众知道自身作为一个富有爱心的群体的存在。

                                                   张北川
                                                2008年5月13日

    第一节  同性爱相关概念
　　同性爱一词首先在1860年代由一位匈牙利作家在文学作品中使用，后被德国学界采用并被翻译成英文“homosexuality”。1920年代它被译为中文“同性爱”，见于有关性教育著作中。虽然衍生出同性恋一词，但同性爱这一术语一直见于港台学术及部分非学术专著。1980年代初，同性爱一词又常被延用于我国（大陆/内地）相关学术文献、专著和性学科普著作中。
　　进入青春期后，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在性生理变化基础上的性心理发育，继而感受到来自他人及物品的性吸引力（性引力）。人类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又称性倾向、性定向、性欲指向等，主要指个体感受到的性引力或性爱对象是来自异性还是来自同性的倾向或心理。同性爱性取向是指心理上感受到的性引力完全或主要来自同性。异性恋(heterosexuality)是与同性爱有明显不同的性取向，这一性取向的个体感受到的性引力主要或完全来自异性。双性爱（bisexuality, Bi）指几乎相似地感受到男女两性性引力的性取向，一般被认为是位于同性爱与异性爱 “两端” 间的中间体。异性爱、双性爱和同性爱并不是孤立的三个“点”，它们是性学界为便于区分而给出的学术概念。有些人感受到的性引力处于这“三个点”之间，如较之双性爱者更偏向于异性爱者或同性爱者。
　　同性爱者（homosexual）指性取向为同性爱的个体或群体，包括男同性爱者(gay， gay men， male homosexual)和女同性爱者（gay women， lesbian， Les）。在我国及国际华人社区为避免歧视，男同性爱者常自称gay或“同志”，女同性爱者常自称“Les”或“拉拉”。习惯上，双性爱者常被一并归入同性爱者中。
　　由于种种原因，在某些环境条件下人类性行为与性取向并不一致。根据性行为主体一般分为男女性接触者、同性性接触者。后者包括男男性接触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和女女性接触者（women who have sex with women, WSW）。同性性接触者所涉及的人群通常比同性爱者广泛得多。男男性接触者又称男同性性行为者、男男性行为者，指与男性发生（过）性关系的男性，包括与男性发生（过）性关系的男同/双性爱者、尚未行变性手术的男变性欲（易性症）者（transgender， transgender people ）和偶尔或长期参与男男性活动的男异性爱者。国家科技部攻关课题“男同性爱人群艾滋病流行向一般人群的传播模式及阻断策略研究”（性病艾滋病专家张北川等，2006）调查发现，在2250位男男性接触者中，男同性爱者占52.0%、男双性爱者占38.0%、男变性欲者占0.9%、有男男性接触史的男异性爱者占9.1%。男男性接触者中“最活跃”的亚人群是男同/双性爱者，变性欲者因占极少数常被忽略，男异性爱者在同性性活动中“活跃”程度一般较低。男男性接触者这一术语是学界在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流行以来于1990年代提出的行为学概念，并日益常用。女女性接触者指与女性发生（过）性关系的女性。女女性接触者以女同性爱者为主体，也包括部分非同性爱女性。
　　1974年美国精神病学会首先把同性爱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Ⅲ）删除。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与相关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ICD-10）也把同性爱从性心理障碍中去除。2001年，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指出，同性爱者在自我和谐时不应被界定为性心理障碍。按照国际和国内的当代科学认识，同性爱已被界定为少数人的自然（正常）状态。
　　第二节  同性爱者数量估测
　　同性爱者在性成熟期（成年）人口中所占比例（百分率）的多少，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人类学研究表明，在任何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习背景下，均存在同性爱现象。欧洲某些国家自20世纪初最先开始了这一方面的调查。在20世纪前中期，一些国家也进行过相似调查。由于一度对同性爱者的概念有某些争议，特别是调查方法的差异，早期对同性爱者所占成年人口比例的调查结果存在很大差异。直至艾滋病时代，许多国家的学界和政府才开始重视同性爱问题，特别是关注同性爱者的数量，尤其是男同性爱者数量的意义。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时间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同性爱者所占成年总人口的比例是相当恒定的。无论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如何，成年男性中2.0％~5.0％是男同/双性爱者，而女同/双性爱者在成年女性人口中所占比例大约为前者的一半。
　　一、国际间的调查研究
　　罗蒙（1902）对荷兰600位大学生的调查发现，其中2.0％是男同性爱者、4.0％兼有两性性行为。
……

　张北川说明：以下我近期收到的一位青年人给我的系列信件。（公开这组信件得到了写信人的允许）我把它发在博客中，主要有三个目的。其一是使博客读者了解我们的社会，即使是在学界中也存在的对同性爱现象认识的分歧。其二是供同性爱者的亲长作为参考。（已经有许多青年同性爱者的亲长因为子女的性取向向我咨询）通过这组信件，亲长们不仅可以较好地认识目前学界状况，也可以了解自己身份是同性爱者的子女的某些心理活动。其三是告知读者如果有需求的时候，应当到哪里去寻找真正符合当代科学的帮助，并避免落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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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26岁，刚刚和亲戚说了我是同性恋。因为我爸爸脾气不好，我家又是离异家庭，所以我选择了和我姑姑说。可是，他们怎么都不信同性恋不是病，不能治，非说要找地方给我治，哪怕是上海、北京都行。
    我打了上海的114，查到某单位的电话，去了那里。说真的，那医院蛮大的，我想这里医生应该很有素质的吧。第一次看了个特约医生，那个医生很好的，问了几个问题，分析了我的问题所在。可是他没多说什么，又介绍我去他们医院另一个医生看，说那个医生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
    这个周三，就是今天2008年3月5日，我又去那个医院，找到了那个医生。可是他看了上次医生的病历，什么都没有问，就和我家里人说我是能治的，主要看我配合不配合，只要坚持下去，有恒心，就能治好。我问他，我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他说我是后天的。我问他为什么说我是后天的，从那里看出来我是属于后天的。他说因为我13岁开始喜欢男人，所以是后天的。我又问他，为什么我13岁以前从来没喜欢过女的，而之后都是喜欢男的。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再问，去他那里像我这样的情况治愈和没治愈的比例是多少，他不说。他只说，只要你自己从心里想治疗50%都能治愈的。我问他的治疗有没有副作用。他说，要把人从这样掰成那样总归有点副作用的（可之前我家人问他有没有不好的后果，他说没有，还说能和正常人一样）。最后我问他，你是采用什么治疗方法。他说让我看性感的男人的照片，然后闻刺激味道的氨水什么的，还有看着性感女人的照片，***，自慰，配合药物治疗。
    前后谈这几个问题一共不超过10几分钟，然后他开单子让我去做心理测验。我亲戚问他，做了测验再回来？他说可以不用来了，下次再来。后来测验出来他看了，说我还是有问题的，就是那个女子气高了。

   他用了10多分钟，抹杀了那么长时间我向家人所说的一切。他用了10多分钟，重新唤起了我用4年时间才熄灭的自杀念头。他用了10多分钟，使我家里人都认为是我不想治疗。他还用了这10多分钟，让我再次预约了下一次治疗，并说下一次最多3-4分钟的开药的时间，不可能有工夫和我说那么多。（在他那里光挂号就158元，可是158元只能10分钟，而且下一次只有3-4分钟）
    我不知道像他这种恶毒的黑心医生，有没有地方投诉他，控告他。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像我家人解释，我知道这是没法治疗的，这不是病。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信，求求你帮帮我。
    我实在没办法，把你的办公室电话给了我的家人，可能还会打扰您。
……

   媒体报道中常称我是中国（大陆/内地）男同性爱者艾滋干预“第一人”。我几次就此向媒体人士郑重解释，他们“搞错了对象”。“第一人”之誉，应当归于陈秉中这位权威学者。他不仅是我国艾滋干预领域先行者和开拓者，不仅是我国对男同性爱者进行组织化的艾滋干预的第一人，在我国禁烟事业和母乳喂养的推广中，他也是有重要贡献和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人士。早在1984—1985年间，他就主持和具体组织了规模大至50万人的全国首次吸烟人群情况抽样调查，并写出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为我国控制吸烟提供了权威数据。他的这份调研报告，1986年成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86）中爱卫字第1号”文件的主要内容。
　　陈秉中是真的猛士！1990年代初期尚在我写《同性爱》时，陈秉中和他的数位助手就开拓了对男同性爱者的艾滋干预事业。其时，陈是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健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学术杂志《中国健康教育》主编、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而直到陈的工作被迫终止10年之际，国内绝大多数国家级和省级卫生部门尚未开展这项工作。陈开展工作之时，在“一神教“（只信奉一个主神的宗教，如犹太教、伊斯兰教等，这类宗教严厉地反对同性性关系）影响不明显的其它发展中国家，几乎均未开展此项工作。陈秉中是我国这一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并非简单地展开了工作，他所持理念的高境界超越了他工作的时代。在开展对一个族群（男同性爱者）工作的同时，他的目光还投注到其它主要艾滋高危行为人群（高危人群），包括女性性工作者和药物滥用（吸/扎毒者）人群，他在我国第一个提出了尊重高危人群人权的理念。今天，许多地方部门表面上已开展了类似工作，但理念水平仍未达到当日陈秉中的高度，远未达到！
　　这样的人是快乐的——站在高峰上，最先在长期阴云密布的天空中看到太阳，并喊道“太阳出来了！”——众人会与他一起分享快乐。那样的人呢？——最早看见真理并当众说：“这才是真知！”——这话语极可能带来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人类文明史中，西方发现某些重大科学规律的先行者中，遭遇严重迫害的人不在少数。中国历史上类似情况罕见——这并非因为中国是什么“文明古国”，在延续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根本没有容科学立足的分寸之地！
　　1990年代前期，“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已终结近20年，科学在中国的地位如何？陈秉中老师的经历对此作出了注释。他是我国重大疾病防治领域（健康领域、人民卫生领域）因为公开讲出科学和坚持科学，近10余年来遭遇迫害的特殊人物之一（他不仅是我国健康教育界学人的优秀代表，还是司级局官员）。

我国与许多深具专制主义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类似而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是“官本位”传统流布深广的国度。陈应当算是半个“官场”中人。按仕途成败衡量，他是“失意者”，不过他不是失败者！想到他，我常想起年轻时读过的伟大诗人海涅讴歌真正战士的诗行：“他倒下了，但没有失败！”陈秉中用重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人”字。与高耀洁等极少数先行者一样，他的名字已然被铭刻在中国抗击艾滋的历史中。
　　我孤陋寡闻，至《同性爱》出版，还一丁点儿不知道陈秉中等已经做了些什么，更没有听说他的际遇。时至今日，记忆中我与陈仅见面两三次。他因为护卫人民健康遭遇伤害的经历，我几乎都是从熟悉陈并且敬重他人品的专家口中得知的。陈高瞻远瞩的目光，我则是从他的学术文章和一些优秀学者对陈文章的引证中得知的。在很大程度上，我只是承继了他的工作理念并予以发扬而已。
　　陈秉中究竟说出了哪些科学真知，曾怎样抗争又遭遇了些什么？这本应当由他自己讲出才是。据我所知，他的经历几乎可以说是个反映当代中国一度何等落伍和进步人士怎样历经坎坷的“故事”。很遗憾，我不知道未来他是否有机会讲出这一切。至少对他而言，许多年间，公理的嘴被堵住了，正义的手被绑住了，美德匍匐在偏见脚下，权力在侍候着劣行。
　　最初知道陈秉中的工作和际遇，是1994年6月《同性爱》投入市场的同月，我赴京参加小型“《同性爱》研讨会”期间。就在那个小型研讨会上，我初次见到陈。一专家向我介绍说，陈的工作始于1991年，其后邱仁宗和李银河、马晓年、潘绥铭等权威专家参与了这项工作。因为遭遇严重误解和复杂的背景，陈的工作1993年被迫终止。陈还由于对科学“过分”执着，1993年夏被免去一切职务。据说，由于陈历来以清廉耿直和坚持原则著称，他此前先提出了辞职。去职前他致信多位上层领导，阐释开展对男同性爱者艾滋干预的原因；卫生部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曾与陈谈话，讲陈的工作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早开展了10年”，人们难以理解，特别是无法理解陈怎么竟然明确提出了人权观点。
　　也是那次赴京期间（那是我进入艾滋防治领域后第一次赴京参会），一专家陪同我到陈秉中家里拜访他。
……

（5）星光

　　2007年5月，贝利—马丁基金会十周年主席报告问世。6月初，马丁又一次到青岛进行旋风式工作访问。询问了他的行程，他6月5日自伦敦至香港，6日到青岛，7日到北京，9日到银川，11日到乌鲁木齐，13日到伊犁，15日返回乌鲁木齐并乘机到北京，16日离开中国内地。这之间，他要访问多个传染病院和民间组织。在青岛交流毕，我翻开他送我的《主席报告》。他写道：
　　贝利—马丁基金会十周年的标志，是2006年11月5日在距北京不远的河北香河所举行的典礼。很荣幸，中国政府对我们非常支持。

　　中国政府强烈关注和公开支持在同性爱人群中开展预防艾滋及消除歧视的活动。

　　在中国政府的热情鼓励下，在众多中国朋友的努力合作下，我们对基金会未来的十年充满希望。1996年在基金会的起始阶段，我们无法预言在随后的十年中我们所做的工作；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我们也无法预言以后会做什么。我们没有预测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在过去十年发生的惊人变化，诚然，我们期待着未来发生更大的变化，并据此而调整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直在回应我们的中国朋友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式。我们还发现，尽管在同一领域出现了许多较大的私人和政府基金，但声誉好的非官僚小型基金仍然有用武之地。我们也感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基金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

　　我们非常关注男同性爱或MSM人群的问题。我们感到，“性少数民族”的新定义中含有类似于中国传统上对许多少数民族的尊重。我们与青岛的张北川教授密切合作，与中国16个城市的男同性爱小组一起工作。男同性爱小组与健康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去年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希望政府的步子迈得更快一些。男同性爱人群中艾滋感染率增加迅速，这对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国际组织的努力和示范……

　　《主席报告》中马丁还讲到，他的基金会对中国的捐赠额已接近人民币1000万元。
    2007年12月，我以“朋友”项目名义在西安举办“十五攻关项目报告会暨MSM社区能力建设培训会”。之前我偶然向马丁的中国友人讲到会议消息。会议前夕，我意外收到他的会议致辞。致辞中有以下话语：
　　贝利—马丁基金会非常珍视与您和您的同事、志愿者在十多年中建立的关系。我们非常敬佩您将您的工作扩展到中国的许多地区。我们很高兴与您一起做出了努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对MSM的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MSM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已经理解MSM人群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也会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MSM和其他少数族群一样，有权获得同样的尊敬和保护，作为回报，他们也会对加强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艾滋乌云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公共健康，特别威胁着MSM社区。我们在中国旅行期间，到处都听到感染艾滋的MSM人群大量增加。这对中国政府和MSM人群本身都是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呼吁大家，无论是政府官员和卫生工作者，还是MSM工作组，要将安全性行为的信息尽可能地广泛传播，对那些已经感染的人，要摒弃偏见，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并尊重感染者的隐私权。

　　在伦敦，贝利—马丁基金会是个小机构，但是我们获得了来自英国以及欧洲、北美许多朋友的有力帮助。我们希望您知道，我们对中国MSM人群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非常关心。我们希望您找到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向您重申我们对帮助您工作的坚定承诺，并期待未来增进我们的友谊。

　　……从马丁身上，我看到了被某些国人遗失的或陌生的高尚。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多位给中国以重要帮助的外国友人的名字，如星光闪耀。我深信，马丁在中国的工作，将使他的名字，也融入这群星之中。
……

　　还是从1997年开始，马丁的基金会，常常是他私人，开始对我每年进行捐赠，虽然我只是在1997年向马丁的基金会提出过一次希望获得科研资助的要求。他还自2000年开始，同世界著名流行歌曲演唱家Elton John的艾滋基金会一同资助了“北京同志热线”项目。2002年，马丁注意到中国的艾滋流行态势愈趋严重。他写到：
　　从2001年起，中国（艾滋病）的形势已经起了明显变化。艾滋流行更趋明显，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到整个中国。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偏见依然存在。这虽是与其它许多国家一样的问题，但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使其变成一个独特的问题，需要极大的努力去解决。

　　他还写到：他的基金会正在“走向一个远远超越金钱价值的境界”。
　　同年，马丁增加了对我的捐赠。长期以来，福特基金会是我工作的主要捐赠方。我希望能把马丁的捐赠转给比我更需要资源的朋友们，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同性爱社区艾滋防治之中――“朋友”一个项目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解决与数千万人密切相关的性取向歧视引发的种种问题，需要无数人携手努力。因此自2002年起，我开始与长期向“朋友”项目提供帮助的几个大城市的志愿者――他们都是富有热忱和奉献精神的人，既有来自同性爱人群的各界人士，又有异性爱医生――进行联系，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努力工作，之所以较少开展工作，不过是由于严重缺乏资金。就这样，由北向南，我用马丁的捐赠支持了北京、哈尔滨、沈阳、大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重庆、青岛、南京、武汉、广州等10几个城市的人士。其中在一些地方，志愿者和医学部门良好结合，由此又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使当地工作迅速超过我的工作，走到了全国前面。
　　这年，我收到过马丁的中国友人宋先生的信：
　　我目前在南非，常常读《朋友》。感谢你们在帮助最需要帮助的弱小群体。我到过许多国家。1998年我去阿姆斯特丹（荷兰）时，正好赶上一位来自广东的年仅43岁的华人同性爱者因确诊艾滋从医院楼顶上跳楼自杀的事件。今年我又去欧洲，人们告诉我，1998年我去荷兰时与我一同吃过饭的一位上海籍的朋友，今年4月也死于艾滋。多么可怕的病魔！我们国人现在根本不懂得要保护自己，更可怕的是，国内许多地方，很多朋友实际上完全不知道艾滋的危害。

　　（几年后，宋又给我了一封可以展示华人情怀的信。
　　我总想多做些事，但受能力的限制。这是我最真诚的自我解剖。好在自己良知未泯。我曾不止一次告诉他人，假如有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那我不会把他当成朋友；假如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祖国，我会从内心里轻视他。记得中国有位学者访问英国讲演期间，我在飞机上遇到他。当时他对中国政府满腹牢骚，把英国比成天堂，把中国说成……我告诉他，不要听少数外国人的话，对于绝大部分外国人来说，假如你的言行有损国家和民族，他们绝对理解不了。如果做那种负面讲演，除了使他们对中国产生误解外，没有其它意义，没有人真的会为你喝彩，也没有人把你当成英雄。那专家因为我的话，后来取消了讲演。现在我和他成了朋友。从来往的信件看，他改变了许多，开始可谓安居乐业）
　　2002年11月，马丁与姜石松和伊丽莎白又一次到了青岛。在我的小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三小时的交流（马丁访问青岛，从来没有到过旅游景点）。2003年春，马丁在武汉等地与通过我转赠资助建立的工作组成员进行了友好交流。他还应武汉大学邀请，与我国著名艾滋专家桂希恩教授进行了交流并向武汉大学捐赠。他同时同其他城市工作组建立了联系。他对中国参与男男性接触者者干预工作的医生和志愿者们评价说：“我们见到了一些最有责任感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他们中有医生和志愿人员，能对这些善良的人们提供一点帮助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这年春，我从马丁的中国友人那里知道，他的银行业务在亚洲，他频繁去香港，在香港，他经常去贝利的墓前，把中国的发展和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状况讲给贝利听。在3月31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我看见了他和第三届贝利－马丁奖获得者、我国著名艾滋防治专家徐莲芝教授的大幅照片。照片上，马丁和徐莲芝一同欢畅地笑着。我想，同样善良的中国人一定使马丁感到欣慰。我还注意到在颁奖时，马丁穿上了苏格兰方格呢裙。这使我想起了他特殊的民族自尊。
……